最后,该言官总结道,大凌河病死了这么多人,周边疫气横生,不宜派军前往。
幸存的建奴残军,同样会将疫气带回老巢,也不宜遣军追杀。
而大凌河幸存的众将士尽管没有生病,但也沾染了疫气,可能还因为送信将疫气传到了锦州,因此建议朝廷,尽弃锦、大两地,其间将士任其自生自灭就好。
两地以南的辽东军兵,全部撤回山海关,不令一人一马进出辽东,以免疫气传入中原,荼毒大明子民。
至少一年后再遣人出关探访,若无疫病继续肆虐,则可接收锦、大将士,同时根据建奴的情况,再定是战是守。
此言一出,守、战两派都不服气,很快用唾沫星子将其淹没了。
不过很快,户部的官员出来力挺,特别是户部尚书郭允厚赞赏有加,甚至还说服了几个阁老支持此提议。
当然了,郭允厚的提议没有这个言官那么偏激,置锦、大将士于不顾,而是稍微缓和了一些,表示这一年提供三十万两白银的粮饷给锦、大两地的军兵,同时两地将士开荒种田获得的粮食,由他们自行支配。
其余条件不变,除此两地的辽东军兵,全数撤回山海关,一年后根据疫情状况,再行定夺。
这样一个折衷的方案呼声渐高,战、守两派也有人见风使舵,转而支持,最后由崇祯帝一锤定音,就此定策。
崇祯此人虽然有些执拗,不愿意轻易放弃国土,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,虽然撤军关内,但建奴同样也没有占到便宜。
而且疫病的威胁如同悬在头上的利剑,让他不得不慎重对待,爱护子民的声名,也足可堵住弃守国土的指责。
更重要的原因,是大明糟糕的财政,每年数百万的辽饷,压得大明朝廷喘不过气来,户部尚书郭允厚左右腾挪,能支撑这么些年,也着实不易,眼下有这么好一个弃守辽东,节省开支的机会,他怎会轻易放过。
哪怕这种情况只持续一年,但能剩下数百万辽饷还是值得的,撤回山海关的军兵中,至少有一半是民夫,可以就地解散,他们的钱粮不就省下了?
其余将士的粮饷虽然省不下来,但山海关外各城池的维护,军械的补充保养,所费同样不少,这些就可以免了。
为此郭允厚不惜上蹿下跳,鼓动朝臣阁老支持他的提议。
崇祯同样是因为他的内库囊中羞涩,最终同意了这个提议,不过给锦大两地的粮饷稍微松了下手,最终定为一百万。
大明崇祯四年十月上旬,拖了快一个月的圣旨,终于从京师传到了辽东。
诏令祖大寿为大凌河和锦州的主将,就地驻防一年,其余人马全部撤回山海关。
锦、大两地的军兵还不到两万人,一年百万的粮饷,还有自种粮食的支配权,足够挥霍了,祖大寿规规矩矩地接了旨,安安心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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