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后,他们设法给它取个名字。托马斯要让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丽莎。他想到她到布拉格来时腋下夹着那本书,建议让狗名叫“托尔斯秦”。
“它不能叫托尔斯泰,”特丽莎说,“它是个女孩子,就叫它安娜.卡列尼娜吧,怎么样?”
“它不能叫安娜.卡列尼娜,”托马斯说,“女人不可能有它那么滑稽的脸,它太象卡列宁,对,安娜的丈夫,正是我经常想象中的样子。”
“叫卡列宁不会影响她的性机能吗?”
“完全可能,”托马斯说,“一条母狗有公狗的名字,被人们叫得多了,可能会发展同性恋趋向。”
太奇怪了,托马斯的话果然言中。虽然母狗们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,但卡列宁是例外,决心与特丽莎相好。托马斯为此而感谢它,总是敲敲那小狗的头:“干得好,卡列宁!我当初要你就为了这个。我不能安顿好她,你可一定得帮我。”
然而,即便有了卡列宁的帮助,托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。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是几年之后,大约在俄国坦克攻占他的祖国后的第十天。这是1968中8月,托马斯接到白天从苏黎世一所医院打来的电话。对方是一位院长,一位内科大夫,在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上曾与托马斯结下了友谊。他为托马斯担心,坚持让他去那儿工作。
因为特丽莎的缘故,托马斯想也没想便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。他估计她不会愿意离开这儿。在占领的头一周里,她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之中,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游,然后把一些胶卷交给外国记者们,事实上是记者们抢着要。有一次,她做得太过火,竟然给一位俄国军官来了一个近镜头:冲着一群老百姓举起左轮手枪。她被捕了,在占领军指挥部里过了一夜。他们还威胁着要枪毙她。可他们刚一放走她,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上。
正因为如此,占领后的第十天,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。当时她说:“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?”
“我为什么要去?”
“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。”
“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,”托马斯挥了挥手。“你呢?你能住在国外吗?”
“为什么不能?”
“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,这会儿说到离开,又这样无所谓?”
“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,情况变了。”特丽莎说。
这倒是真的:她的兴奋感只延续了一个星期,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象罪犯一样被俄国军队带走了,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,人人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心。对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。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。捷克的城镇上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宇报,有讽刺小品,格言,诗歌,以及画片,都冲着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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