视为“重文轻武”的典范,但我一直不认同。“杯酒释兵权”是历史必然,总比刘邦的“铲除有危险者”、朱元璋的“一勺烩”强多了。这里面既有宋太祖的无奈,也有对军人的理解。
五代时期,各个武将都是拥兵自重的,大将领下面中将领,中将领下面小将领。这就很像东周时期的天子下面有诸侯、诸侯下面有大夫、大幅下面有家臣一样,都有各自的圈子儿。赵匡胤某种程度上只是“势力最大的一个”,而非仅有一个。这是他的无奈。
问题好在所谓的“义社十兄弟”(赵匡胤、杨光义、石守信、李继勋、王审琦、刘庆义、刘守忠、刘廷让、韩重赟、王政忠)还都没有“二心”,给各家兄弟中的有能耐的几位“荣华富贵”防止做大,这是一个好的办法。宋仁宗时代的“重文辱武”其根源不在晚唐到北宋间的“武将乱国”,直接源头就是“澶渊之盟”。因为,“澶渊之盟”使得被北宋朝廷面临“合理性”的质疑。
什么叫“合理性”?合理性不是合法性、正统与否,后两者都是封建社会的糟粕观念。“合理性”任何时代都管用,也就是你这个朝廷是否完成了“保民、让民众有尊严且幸福地活着”。
“儒生堕落”也是一步步的,在宋仁宗时期,儒生掌握了巨大权力,一方面是宋仁宗自由出生于皇家,对民之疾苦、对战争的把握、对朝政的处理等都没有什么经验和能力,因此,必然大放权于儒生;一方面因为宋仁宗时期对儒生的放纵,使得儒生愈发为了自身的统治权力,以“为民”为口实,打压武将。武将存在的价值就是“保疆土、复国土”,在宋辽情形下,武将意图再次北伐、强硬对外,那是肯定的。因此,儒生主要针对的对象也就是武将了。
为此,“重文轻武”在宋仁宗时期变成了“重文辱武”。宋仁宗时期,文臣集团因为“澶渊之盟”后政治发展得到了好处,因此,对收复幽云地区根本不在意。宋仁宗则以“孝”开始巩固自身地位,将“澶渊之盟”后的放弃历史责任行为固定化。
以“庆历增币”为例,当时的掌权大臣基本上都认为“澶渊之盟”既然签订,就应该遵守。从这时起,北宋统治阶层就彻底放弃了传统故地。至于有人拿宋徽宗时的北伐说宋朝从来没有忘记过“收复失地”。
在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宋代重文轻武的问题,说到此处,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大将,狄青。
狄青字汉臣,汾州西河(今山西汾阳)人,是一个宋代少有的军事奇才。宋仁宗宝元初年宋夏战争爆发,狄青应召从军抗夏,由于英勇骁战,很快就从一个小兵成长为先锋。他既身先士卒,与士兵同甘共苦,又智勇双全,屡战奇功,因此威震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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