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夏边境。
范仲淹和韩琦心中都清楚,这大战即将一触即发,在张元离开后,他们二人也是针对之前陆垚在樊楼夜宴当中提出的想法和建议,做出了兵力的部署。
要说这宋夏战争之中,最经典的,就是好水川战役,这是直接能看出两国之间差距的战争。
事实上,早在李元昊公开称帝之前,西夏军队就已逐步脱离原本的党项部族武装。不仅有类似禁军的宫廷卫队,还集中力量编练出总数只有3000人的铁鹞子重甲骑兵分队。所以能在狭路相逢的山间疯狂突击,甚至从正面攻破善于布阵的北宋步兵主力。
哪怕是地位略低的贵族私兵,也在多次扩张胜利后得到显著加强。核心成员纷纷配备类似宋军精锐的全套扎甲,又或是通过西域获得更加轻便的优质锁子甲。另有不少出没于边境两侧的外围部落,也能为新君提供相当出色的山地轻步兵,非常适合与骑兵在复杂地形上进行协同作战。
北宋方面则因制度性傲慢而没有丝毫精进。除很少用于远征的孱弱厢军外,就连专职机动部署的禁军都鲜有变化,坚持以呆板的步兵预设阵地充当决战核心。当然,源自晚唐五代时期的骑兵传统,在该阶段依然有很大影响残余。某些时候,还可以通过招募边区的党项、吐蕃等部落民实现临时强化。但终究只是庞大队伍中的少数派,轻易不能为局势变化而独自行动。彼此间的联动缺乏正向价值,乃至屡屡在关键时刻演变为相互拖累。
更要命的是,北宋的军政系统过于复杂,有着无人敢打破的三级结构。例如稳坐汴梁的仁宗皇帝,经常在无法充掌握解实情的背景下,被高呼政治正确口号的大臣所怂恿。然后将廷议精神转抄地方,让那些坐镇西北的士大夫文官去用心领会。
但最终的落实消化,势必仰仗于真正负责带兵打仗的前线将领。他们不但没有对整体策略的发言权,还必须为彰显忠贞可靠而埋头苦干。于是在一级催一级的恶劣态势下,做些基于本能最坏选择。大不了在溃败中以死谢罪,免得被监察官判定为造成失败的罪魁祸首。
相比之下,尚处开国上升期的西夏君臣就无此隐忧。李元昊本人就经常亲临一线,对事态发展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能力。若是需要分队机动,通常会委派麾下的部落首领代劳,根本不存在将不识兵窘境。加之战场毗邻本方的日常生活区域,自然对地形等环境要素的理解能更加到位。因而能长期保持进攻态势,并在指挥协调层面具有较多灵活性。
公元1041年2月,李元昊继续开启自己的对宋作战攻略,率领号称有100000人的部队南下。此时的西夏国已经在河套大部、河西走廊和蒙古高原南部有很强影响力,但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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